五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特殊时期。在有些论者看来，这一时期是思想政治教育当然也是形势与政策教育的空白期或者说是瘫痪期。就其对于正常的教学秩序的冲击与破坏而言，这样说当然是正确的。但思想政治教育还是存在的，形势与政策教育也存在着，只是存在的过程、内容、方式和特征与此前后都不大一样。
如果说在这以前，形势与政策教育已经开始偏离思想政治教育的常轨，偏离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规律的话，那么，以“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为发端的“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则把这种偏离扩大到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全过程。 思想政治教育和形势与政策教育成为一回事，而形势与政策教育也就等同于在阶级斗争扩大化思想指导下的政治运动了。1966 年8 月，“十六条”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要求，“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斗争。”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这一时期的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任务、内容和方法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任务是“斗私批修”、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狠斗资产阶级的私心杂念、歌颂“文化大革命”、大搞阶级斗争，打倒党内走资派。其中心内容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在批判修正主义的口号下，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化，把许多社会主义原则当做资本主义或修正主义来批判。其方法是“大批判开路”，以所谓的“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来代替制度化的形势与政策教育，并且取消了系统的、完整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学习。
这一时期的形势与政策教育，主要是强调所谓在斗争中学习，强调要结合正在开展的政治运动学习。先是北京大学出现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继之以“打倒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所谓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各地的高校形成了“停课闹革命”的混乱局面，学校处于无政府状态，正常的教学秩序被严重破坏。“停课闹革命”持续四年之久，正常的课堂学习基本不存在。1967 年“一月风暴”以后，全国各高校开展了“革命大批判”
运动。在批判中否定了建国十七年中许多正确的方针、政策。与此同时，广大学生被要求进行自我批判、“斗私批修”，进行所谓的世界观的改造。1969 年中共九大后，全国开展了从上到下的所谓“斗、批、改”运动。在高校，这场运动矛头主要指向“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同时也波及一些有着不同认识的青年学生。
1970 年下半年高校恢复招生，进行所谓的“教育革命”。这种“教育革命”赋予高校学生（当时称工农兵学员）的任务也就是所谓的“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各高等院校的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也开始恢复，开设了“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① 其具体做法是，根据政治运动形势开设课程，选学有关的毛主席著作；改变以课本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的方法，急用先学，边干边学。其中心内容仍然是宣传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宣传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论证“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搞一次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教学活动虽然开展了，但常常受到冲击，常常被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所挤占或取代。“九一三事件”后，形势与政策教育开始从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中有所转变。但1973 年下半年的批“复辟回潮”风打断了这种努力。学校刚刚恢复的正常秩序又遭破坏。先是批判修正主义回潮，批“师道尊严”、“智育第一”，将路线教育渗透到学科领域，学儒法斗争史，又让学生到工厂、农村，学工、学农。
1974 年1 月，全国范围掀起了长达半年之久的“批林批孔”运动。高等学校又陷入其中。批判活动代替了刚刚有所恢复的思想教育活动。1975 年2 月9 日，《人民日报》发表《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内容。全国高校转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同年8 月，毛泽东对于古典小说《水浒》的看法发表，全国又开展了评《水浒》运动。各地高校，把评《水浒》，批判所谓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和反对“复辟、倒退”作为每个学生的首要的和基本的政治任务。1975 年11 月，采用“群众性大辩论的方法”，在全国高校开展了“教育革命大辩论”，以及“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形势与政策教育就这样始终与政治运动结合在一起而不能自拔。
这一时期的形势与政策教育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教育，其特殊性在于，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泯灭了教育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的界限，它不再服从受教育者思想政治素质形成和发展的规律以及教育教学规律，而是从属于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斗争的实际，课堂变成了革命大批判的战场，“天天有学习、天天有批判”，从而，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高校建构起来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实际被废止，形势与政策教育以特殊的样式完全替代了系统的、完整的政治理论学习和科学的政策教育。以这种方式进行的形势与政策教育，又是以坚持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旗号来进行的，具有相当的迷惑性。它表面上强调“突出政治”，但其实际的效果却是学生思想的混乱，导致的是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政治狂热或政治迷惘，同时也严重地损害了科学的、正常的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声誉。
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高等学校普遍加强了学生的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形势与政策教育从政治运动和批判的方式转向正面教育和疏导的方法，特别注重了针对性、科学性和经常化。1980 年7月，教育部制定了《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马列主义课的试行办法》。文件明确指出：形势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以及日常思想政治工作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形势教育主要是讲解国内外形势，帮助学生正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个认识显然是对前面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总是将三者混淆的一种纠偏，同时也是对于三者的一种清楚的定位和分工。
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围绕党的基本路线，突出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成为这一时期各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要内容。1980 年前后，部分高校学生中一度表现出怀疑党的领导、怀疑社会主义制度、怀疑马列主义、怀疑毛泽东思想的思想情绪。1980 年4 月，教育部、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强调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系统地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进一步肃清林彪、“四人帮”在思想上的流毒，把大家的认识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意见》强调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的根本，是今后长期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1981 年8 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强调要对学生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1987 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各高等院校要利用教学计划中规定的形势与政策教育时间，举办专题讲座，有针对性地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
1981 年起，根据中央的布置，高等学校组织师生先后学习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十二大文件、《邓小平文选》等重要文献，系统进行形势与任务教育。在学习中，安徽、山东等地的省市领导深入到学生中，带头宣讲“决议”精神，受到学生的欢迎。
这一时期，高校部分学生由于对改革开放的有关政策和形势认识不清而引发学潮的情况，引起中央高度重视。教育部于1985 年10 月召开专门会议进行研究，各地党政领导和高等学校积极采取对策，加强对学生的形势政策教育。其中，1985 年11 月23—27 日，中央顾问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大型座谈会，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与青年学生代表座谈，直接进行传统教育和有关形势政策教育，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和影响。在这一活动的推动下，各地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直接深入高等学校，面对面地同青年学生接触、座谈，回答问题，沟通思想；坚持疏导方针，因势利导，向师生坦诚地提供真实的全面情况；正确地对待师生的意见和要求，对正确的意见有条件的立即解决，一时条件不具备的向师生讲清情况，对错误的意见不作无原则的迁就。此后，领导干部直接到高等学校面向师生进行形势政策教育，逐步形成制度。
1986 年7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出《关于对高等学校学生深入进行形势政策教育的通知》。通知的背景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和中苏、中日等关系，成为学生关心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消极现象和社会上对改革开放各种各样的看法和观点，成为影响学生思想认识的可能因素。因此，通知要求，在新学年开学后，各地教育部门和各高等院校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采取暑期社会实践汇报会、回乡见闻座谈会、省市有关负责同志和学生座谈、报告等方式，有针对性地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国际形势、外交问题对于高校学生思想认识的影响受到重视。其后，高校开始在文科各专业开设“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课，以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这门课被纳入政治理论课体系中。它的内容与“形势与政策教育”有重叠的部分，但却不能完全替代后者。
同年底，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合肥、上海、南京、北京等地相继发生部分高等学校学生上街游行事件，并先后波及全国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10 所高等学校。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专门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党政领导、各高等学校要加强领导，旗帜鲜明地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进一步稳定高校局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使广大学生的思想觉悟有很大的提高，稳定了高等学校的局势。但是，这一教育中途而废，并没有坚持下去。
为了吸取1986 年底学潮的教训，切实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国家教委专门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进行专题研究。1987 年5 月29 日，中共中央正式颁发《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决定》强调，高等学校必须把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坚持高等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决定》还指出，要有的放矢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经常地、有针对性地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形势教育，努力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决定》提出：形势、政策教育应当列入教学计划。
在总结各校实践的基础上，国家教委于1987 年11 月20 日发出《关于高等学校思想教育课程建
设的意见》，规定高等学校思想教育课程设置“形势与政策”、“法律基础”等5 门课，其中“形势与政策”为思想教育的必修课。它表明，形势与政策教育已经有了明确的定位，它和思想品德教育已经有了明确的分工。
七
1987 年后，形势与政策教育不再是习惯的作大报告、一般化的教育方法，而是作为一门课程纳入学校的教学计划中。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就教学内容而言，这一时期尤其是1998 年以来，教育部每年都要分上下两个学期，颁发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以规范教学内容。具体地讲，教学内容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紧密联系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国内改革开放的新进展，紧密联系党和国家的新举措新实践，进行深入的国情教育、形势教育、政策教育，努力回答学生关心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形势与政策教育因为它的时效性和针对性而在高校学生中获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1988 年5 月，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发了《关于高等学校开设“形势与政策”课的实施意见》，就“形势与政策”课的性质和任务、教学内容、教学安排、教材等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意见。其中，“意见”规定了这门课程四个方面的教学内容，即：（1）《形势与政策》课的学习目的、意义、学习的方法、途径；观察形势和理解政策的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2）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任务、发展现状和趋势；党和国家实现现阶段任务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党和国家的重大活动和决策；（3）当前国际关系的状况、发展趋势、我国的对外政策；世界重大事件及我国政府的立场；（4）大学生在形势政策方面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的情况及政策。① 其后的形势与政策教育一般也就是从这四个方面根据形势发展来设计的，尤其着眼于国际形势与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着眼于总路线（政策）、基本路线（政策）、具体政策的教育引导。就国际形势而言，把握“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这一基本命题，抓住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大趋势，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理念；就国内形势而言，则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依据改革开放的新鲜实践，从实现温饱到总体实现小康再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讲成就，也讲挑战。在形势教育的基础上，围绕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有针对性地进行政策教育。这既包括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国两制”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基本方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等基本政策教育，也包括社会大众普遍关注的、构成党和国家在不同阶段内的中心任务和要求的实施办法或者说具体政策，比如加入WTO、两岸关系、国企改革、三农问题等内容。
在这时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地位与作用更加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在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地位也越来越明确。在教学实践中形成了“课堂讲授与形势报告、专题讲座相结合，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① 的教学方法。
1989 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和1989 年秋、冬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促进了人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反思。在此前后，邓小平就讲：“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②他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对年轻娃娃、青年学生教育不够。因此，他提出：“我们要抓紧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搞几年风气就会变的。”③ 在加强高校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方面，形势与政策教育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89 年7 月12 日，国家教委发出了《关于新学年对学生集中进行政治教育和理论教学的通知》，要求“各高等学校有必要集中一段时间对学生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和法制教育。”8 月，国家教委召开了有109 所高校校长、党委书记参加的暑期高校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各高校要深入进行形势教育，使高校成为拥护、支持、宣传改革的阵地。全国高校在新学期开学前后，都集中了一段时间组织学生进行改革开放的成就与形势以及国际形势变化
的教育，在此基础上，按照中共国家教委党组的部署，从1990 年下半年开始又围绕学习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的《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试用本）》，对学生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理论教育。
1992 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掀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高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和实践成为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时代大背景。高校学生更加关心国家的发展、更加关注自身的发展，一系列的形势热点、理论难点、政策焦点问题需要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展开更多的交流、更多的引导和更具体的分析。1992 年，按照国家教委《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学改革与建设研讨会纪要》的要求，“形势与政策”和“法律基础”、“思想道德修养”一起作为思想
品德课的必修课程固定下来。1994 年，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时事政策课要以国内外形势以及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为主要内容，对学生进行生动、现实的国情教育。这个要求在其后的《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中得到确认。1995 年由国家教委颁发的“德育大纲”，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形势教育列为高校德育的重要内容，并把“形势与政策”课和日常思想教育工作规定为落实这项德育内容的两个途径。此后，国家教委又于1996
年10 月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的意见》，对加强“形势与政策”课的建设和教学管理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这就是：“教学中要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原则，密切结合省（市、区）情、国情和国内外大事，充分运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丰富生动的实践，回答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在教学中要突出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教育，引导学生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形势，从总体上把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④ 这里提出了要突出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教育的问题。
1998 年，中宣部、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规定及其实施工作的意见》。《意见》规定了普通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为“7+1”。“形势与政策”课作为思想品德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列入教学计划，平均每周1 学时；实行学年考核制度，纳入学籍管理。这表明，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完全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为了增强形势与政策教育与教学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主动性，教育部社政司组织有关专家、学者撰稿，并委托高等教育出版社《时事》编辑部，从2001 年起开始定期制作出版《时事》VCD，作为该课程的指定音像教材；同时，出版《时事报告（大学生版）》作为学习辅导材料。
2004 年，原有的“两课”即政治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的名称为新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所取代，并在课程体系的设置上作了相应的调整，将四年制本科的“7+1”课程精简为“4+1+1”课程。“形势与政策”仍然作为必修课，以“1”的形式存在。2004 年11 月，中宣部、教育部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明确规定，“形势与政策”课按每个学期16 周，每周1 学时计算；本科四年期间的学习，计2 个学分。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学生获取信息与形势政策解释的渠道更加多样化，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时效性不再明显。但这并没有减轻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任务，相反，更增加了这门课程正确引导和释疑解惑的任务，更加要求这门课程的教学具有针对性，不能停留在泛泛而论的层面上，而要求把道理说透彻，能说服人，特别是强调要立足于帮助学生确立马克思主义形势观和政策观。因此，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重心更加侧重于形势观和政策观以及政策实践方面而不只是形势表现上。这当然与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国际国内形势相对稳定连续也有关。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阶段，形势与政策教育和系统的政治理论学习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是密切的。在1998 年邓小平理论进课堂之前、在2003 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课堂之前、在2006 年科学发展观进课堂之前，也就是说，在这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被正式纳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内容之前，这些重要的理论内容都在形势与政策的教育教学中得到了重视和体现，都是作为很重要的内容来讲授的。当然，不可能如思想政治理论课那样进行系统地展开和说明，主要还是依据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相关内容的学习纲要，以专题专章的形式进入课堂的。
八
形势与政策教育由课堂外而课堂内，由批判肃清错误的思想转变为今天的以正面引导为主，由一般性的时事政治教育逐步规范为形势与政策教育，对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学生的形势与政策教育，有下面三条经验值得思想政治教育的决策者与实践者们重视：
第一，形势与政策教育同社会政治运动、社会政治生活的关系需要恰当处理。形势与政策教育需要随着国际国内的形势发展来选定教学内容，注意针对性、现实性和实效性。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但形势与政策教育毕竟是一种教育教学活动，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方面，因此，它不应该也不可能与社会政治运动、社会政治生活混淆，更不应该被后者所替代。尽管它们都是政治社会化的途径，但还是应该有根本的区别。这种区别当然主要地不是在内容上，而是在政治社会化的方式方法上。试图以群众运动的方法来解决思想认识领域里的问题，采取急风暴雨的鸣放、批判方式，往往是事倍功半、得不偿失的。既然是一种教育教学活动，则课堂化就是必然的选择，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和风细雨、潜移默化就是必须遵循的原则。
第二，形势与政策教育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同高校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之间的关系需要正确处理。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发现，形势与政策教育有时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的重要补充，有时则替代了系统的理论教育而一花独秀；有时它就是高校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内容，有时它又是思想品德教育不同的内容，并有边缘化的可能。需要从逻辑上认识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简单地讲，它们三者之间就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不断落实。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讲的是理论的话，则形势与政策教育讲的就是实际，这个实际也就是国际国内的实际；形势与政策教育讲的尽管是实际，但还是理论化了的实际，相对于思想品德教育所联系的个人生活实际而言，则它们二者体现的也还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从这种分析出发，人们可以发现，形势与政策教育在整个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大体系中处于一种重要的中介与过渡地位，从而它不应该被边缘化。
第三，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内容、方式方法与青年学生的认知心理的协调，需要有针对性地处理。高校学生从属于青年这一特定的群体。青年既可能是社会生活变迁的推动者，也可能是社会生活变迁的接受者，还可能是社会生活变迁的旁观者。五四以来，青年这一角色经历了一个从“激进青年”（1919—1949）到“革命青年”（1949—1976）再到“现代青年”（1976—）的大变化。① 研究者认为，这同时也是一个青年人自我归属感从“社会本位”、“社会—个人本位”到“个人本位”的变迁
过程。“革命青年” 高度认同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念，而“现代青年”则从生活方式到精神世界都表现出对政治社会化的拒绝或摆脱。前者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能够产生呼应，而后者则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产生排斥。因此，包括形势与政策教育在内的思想政治教育就不能不与时俱进。对于“革命青年”而言，形势与政策教育在正确引导的同时，主要发挥解释功能就可以了，但对“现代青年”来说，形势与政策教育更主要的作用应该是引导或疏导，化解其偏颇的心理和认识，强化其正面的
认知，提高其政治素质，增强其政策认同和政治认同，发挥引导青年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形势观和政策观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