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与政策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951 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就强调，党的宣传工作可以分作两项，一项是当前中心工作、时事政策的宣传，一项是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宣传。①与此相应，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包含着这两方面的内容。其中，形势与政策教育在推进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等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也有一些值得总结的经验。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经历了一个逐步正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过程。根据其历史背景、目标要求、重点内容和规范化程度，大致可以分为七个阶段，即第一阶段：围绕新民主主义教育而展开，时间大致为1949—1952 年；第二阶段，适应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时间大致为1953—1956 年；第三阶段，以社会主义教育为基本内容，时间大致为1957—1961 年初；第四阶段，以反修防修为主要内容，时间大致为1961—1966 年；第五阶段，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中心，时间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第六阶段，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围绕党的基本路线，突出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时间为1979－1987 年；第七阶段，继续深化“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教育，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与实践教育，时间从1987 年至今。下面对这些进行具体的说明和总结，这对于进一步认识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特点和规律、加强和改进当前高校学生的形势与政策教育、增强教育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共同纲领》提出，要“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适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① 这成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高校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重要依据和基本指针。
在1949—1952 年期间，高等院校从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出发，设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有三门，即“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其中核心课程是“新民主主义论”。形势与政策教育一般没有纳入课程体系，但却密切结合当时的各种政治运动而实际存在。有的学校将时事政治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内容，在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来讲授；有的学校成立了专门的“时事学习委员会”， 组织学生学习时事政治；也有一些学校专门开设了时事政治课程。种种探索表明，“时事政治”已成为高等院校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的补充内容。这既是理论联系实际，克服和防止教条主义的需要，也是提高青年学生的政治素质，促进青年学生的政治认同和政治社会化，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需要。
根据中央统一布置，1952 年前后，全国各高校结合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 “三反”“五反”运动，对高校师生普遍进行了形势与任务教育。具体内容包括：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教育、划清敌我界限的阶级观点教育、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教育、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教育等等。
在土改教育中，组织学生认真学习和宣传党的“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分别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改政策；同时，组织学生参加土改实践，从中了解中国农民和农村实际，接受到生动而又深刻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
自1950 年下半年，全国学校都掀起了以抗美援朝为中心的时事政治教育运动。当年11 月1 日，《人民日报》发表“开展抗美援朝的政治教育”社论。社论指出：我们今天一切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无论是各级高校教育还是在一般民众中的宣传教育方针，都要配合当前国家的总的形势，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以抗美援朝为具体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时，教育部就此指示各级学校：“要迅速改变一般的思想政治教育，而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以抗美援朝为具体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教育部制定的《时事教学计划》规定的教学目标是：第一，从本质与事实两方面认清美帝的真相，更加仇视、鄙视、蔑视美帝，鼓舞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第二，反对一切麻痹、恐惧、急躁心理，提高警惕，沉着准备，为保卫和平，制止侵略战争而斗争。各高等学校普遍开展了以抗美援朝为中心的时事学习和宣传活动，极大地鼓舞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
为了推动学生的时事学习，教育部于1951 年4 月18 日通令华北地区各高等学校普遍设立时事学习讲座，并成立在教务长领导下的由学生、政治课教师、教职员工代表组成的时事学习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推动时事学习。教育部还决定每月举办一次时事专题报告，各院校根据具体情况组织学生传达一次，并组织讨论一次，以提高学习效果。
1951 年7 月，教育部在《对各大行政区分别召开暑期高等学校政治课讨论会的指示》中特别指出，时事学习应着重于时事政策的教育，配合社会政治活动，解决学生现存的一般思想问题。强调既要防止和纠正把政治课只满足于临时的社会政治活动或片段的思想问题的解决而忽视系统的理论知识的偏向，又要纠正和防止不联系学生思想实际问题的教条主义偏向。
1952 年，结合“三反”“五反”运动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相继在全国高等学校师生中普遍开展起来。这次学习运动的基本做法是：听报告、读文件、以自我批评为主，辅以师生间相互热忱帮助。这次学习运动，在学生中批判和澄清了资产阶级的腐化堕落思想，树立了劳动光荣的观点。
不管是学习的内容，还是学习的方式，这一时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要方式都是结合政治运动而开展的课外教育活动。它既顺应了当时高校学生高涨的政治热情，也对促进高校学生转变政治立场，认同新生的人民政权产生了积极的成效。
二
从1953 年开始，适应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逐步调整为四门：“马列主义基础”、“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与此相适应，这一时期高校的形势与政策教育具有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明显特点。其内容和要求主要在于，学习和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和宣传《宪法》，开展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等。
1953 年6 月，在共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号召，包括高校学生在内的全体团员学习四方面的内容，即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学说和毛泽东著作；学习各种科学知识，特别是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知识；学习党和国家的各种政策；学习各种生产业务和各种工作业务知识。在这段时间里，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和教育部指示各地“特别是要加强高等学校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向学生进行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教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知识的教育，以便为国家培养出大批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而又有一定科学技术知识的专门人才”①。1955 年4 月25 日，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刘子载，在高等工业学校、综合大学校院长座谈会上这样总结道：“各校一般都注意了时事教育，组织了党和国家重要政策的学习，特别是深入地宣传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1953 年，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着手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各高校先后普遍地开展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在这一过程中，全国各高等学校组织学生学习了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毛泽东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按语、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等有关社会主义改造的决议和报告。通过学习，青年学生一般都掌握了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认识到“一化三改”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重大决策；同时，也认识到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性与重要意义。在学习的过程中，着重引导学生划清工人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界限，既避免“言不及义”又注意克服一般化、抽象化，空喊政治口号的问题。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实际就是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学生。
1954 年9 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大学生对《宪法》的学习，主要是着重理解制定宪法的重要意义、宪法的基本精神和内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认识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认识中国革命的艰苦道路和今后的伟大目标以及宪法与自身的密切关系。与此同时，利用时事学习时间，青年学生还参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与政治理论课相关内容的学习一起，着重于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帮助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
这一时期的形势与政策教育还包括共产主义道德的学习与教育。1954 年，中共中央先后批转了团中央和上海团市委的三个报告，要求在全国大中城市开展“培养青年共产主义道德、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思想道德教育。全国规模的培养青年共产主义道德、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思想教育运动历时一年。各高校抓住《中国青年报》报道的典型案例，运用座谈会、讨论会等形式，在学生中广泛开展诸如“资产阶级思想通过哪些途径来腐蚀我们青年？”、“青年学生应当如何防范？”的讨论。在这个基础上，通过政治理论课、时事报告会，正面向学生阐述共产主义道德的标准，从而增强了广大学生的道德修养意识，帮助学生树立起社会主义的新型道德观念。
应该说，这一时期的形势与政策教育是有成效的，符合历史发展潮流，也适应了当时学生的学习心理和政治趋向。作为课外活动的一种方式，经常的时事教育制度的建设受到重视。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刘子载讲，政治理论课要与时事政策教育相互密切地配合起来，引导和帮助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特别是联系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实际问题，以及党和国家的总路线和重要政策。他还提出，开展时事教育，要结合当前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以及重要纪念日和节日，定期举行各种专题讲演和报告。每个班可组织时事学习小组，定期举行时事座谈和漫谈。① 1956 年12 月11 日，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在各省市团委和学校工作干部会议上指出：学校的时事和政策教育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作为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门课程。他指出，形势与政策的教育，可以开阔学生眼界，培养对事物的分析能力，坚定自己的人生观，这样，懂得世界大事就不会上当，同时，也密切了广大知识青年和党在思想上的联系。他还提出，学校里进行时事政策教育的时间，每两周一次，每次2 小时。
也应该指出，从1949—1956 年这一整个时期的形势与政策教育是和类似今天所进行的思想品德课的内容混合在一起的，同时，它与纳入课程体系的政治理论课的互补性突出。这与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政治性特点是相适应的。
三
1956 年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动荡，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在曲折中向前发展。针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在中共中央看来，东欧事件主要是由于内部的阶级斗争没有搞好，没有肃清反革命，没有分清是非与敌我，没有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1957年2 月27 日，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对各个部门放松思想政治工作的现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这样讲：“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他明确提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这段话既是对那些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因此可以放松或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人说的，也是对那些在苏联和东欧事件影响下，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人说的。他在讲话中强调指出，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不仅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而且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
习时事政治。在这个讲话中他明确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②同年3 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要使社会主义制度巩固起来，除了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③。
根据这些指示精神，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设置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就是停开了原来的四门课程，新开设了“社会主义教育”课程。教育部在《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指示》中明确规定：该课程以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中心教材，配合使用中共中央宣传部同时编写的“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选读一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党的文件和其他文件。要求在进行讲授和辅导时，必须密切联系学生思想实际。但在实践中，却简单化地变成主要是批判在大鸣大放期间和反右派斗争中暴露出来的政治思想问题，而置系统的理论教学于不顾。就其内容和组织形式而言，“社会主义教育”课程不只是单纯的政治理论教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还是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一种替代。教育部政治教育司下发的《对高等学校政治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草稿）》中明确地谈到：对党的重要方针、政策、任务，毛主席的著作和国内外重大时事，应当占用政治课的正课时间及时进行教学。以改变这以前“一般未列入课堂内学习，甚至课外也几乎没有学习”的状况。这一时期的形势与政策教育主要地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其影响波及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各高校学生中开展的红专辩论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标志，应该是又红又专。各高校就此进行了红专教育，它采用的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1957 年10 月首先从上海各高校开展的红专辩论迅速地在全国各高校展开。其后又向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方向发展。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辩论和批判最终导致的是“政治挂帅”，政治决定一切。
庐山会议后，全国开展反右倾斗争。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高等学校立即组织教职员工和学生认真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和有关文件，开展一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保卫总路线的学习和辩论。就此，围绕“人民公社是否办早了，办糟了”、“大炼钢铁是否得不偿失”、大跃进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等问题，全国各高校开展了保卫“三面红旗”的学习运动和大辩论。
这一时期的形势与政策教育，与越来越严峻的内外政治形势联系在一起，特别重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这种教育不在于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形势观和政策观，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显得严峻而不宽容，紧张而不从容。当然，从教学规律来讲，形势与政策教育开始被纳入课堂体系内，尽管只是作为教学内容之一，但这却是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程化的准备。学生普遍关心的形势与政策问题，只有通过针对性强的课堂教学并辅之以必要的社会实践才能提高教育教学的效率和效果。其中，进课堂是形势与政策教育正规化的必然要求。
四
1961 年4 月，中宣部和教育部在北京召开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会议制定了《改进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意见》。《意见》认为，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程包括两类：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理论，二是时事政策报告和讨论。时事政策报告和讨论为各专业各年级的必修课程。它的主要任务是向学生讲解国内外形势、党和国家的政策。《意见》规定，时事政策报告和讨论一般平均每月4—6 学时。至此，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设置结束了只开一门“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局面。形势与政策教育（当时称“时事政策报告和讨论”或“思想政治教育报告”）与“中共党史”、“马克思列宁主义概论”并列为共同政治理论课程。
9 月，《高教六十条》公布，条例第十条规定，“高等学校各专业都必须加强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指导学生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学习国内外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进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教育。”条例并规定了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时间。1963 年8 月9 日，教育部发出《关于高等学校研究生政治理论课的规定（草案）》。规定指出，高等学校研究生的政治理论课内容同样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报告两个部分。
至此，高校政治理论课基本定型化，它成为这以后“两课”的雏形。当然，这种定型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又被打断。
1962 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几次讲话中，发展了他在反右斗争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翌年9 月，中苏之间围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大论战。这些都对当时高校的形势与政策教育产生了直接而重要的影响。在高等院校，争夺青年学生、争夺接班人的斗争成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大任务，教育部因此决定把阶级斗争作为学生学习的一门主课，从此，形势与政策教育被纳入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上。
1964 年7—8 月间全国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明确了政治理论课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中，在同资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的斗争中所担负的重大任务；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确定高等学校应该开设“形势与任务”课。“形势与任务”课的具体要求是：以阅读和讲解当前重大政策文件、报刊的重要社论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为主。会议并且明确要求学校党委负责同志应当经常作报告。
在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实践中，主要是组织学生学习毛泽东历次关于阶级斗争规律和阶级敌人本性决不会改变的论述，特别是引导学生学习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反复学习毛泽东关于当前中国社会阶级斗争严重性的分析及有关指示。在反对修正主义的学习活动中，同时也开展了国内意识形态的大批判。这些，实际上使一些学生的思想沿着“左”的路线发展，影响了学生政治上的健康成长。
1963 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所谓的“四清运动”）。在运动期间，组织学生到附近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据不完全统计，到1965 年底，全国有395 所高等学校的22 万余名师生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各级各类学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在运动中对师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改造他们的世界观，这在主观愿望上是不坏的。但是，由于高等学校主要采取停课参加运动的做法，冲击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它以社会实践的形式，代替了正常的形势与政策教育。以所谓阶级斗争的大课堂代替学校教育的课堂，让学生在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内完全脱离学校、脱离专业，去接受所谓的阶级斗争教育，这既违反了教学规律，也是得不偿失的。
60 年代前期，在逐步走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同时，在学生中还开展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把学习毛主席著作作为必修课，作为思想改造和反修防修的根本途径。从1964 年起，高等学校的政治理论课逐渐被“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所代替，科学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被忽视和大大削弱。它既强化了学生对于不断发生的政治运动的认同，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学生冲向社会、批判一切的偏颇心理，从而影响了学生思想上、政治上的健康成长。
在这样的政治文化氛围下，一些在校学生在政治上的思想情感日益“左”倾，不再安于平静的学习，而要直接参与到阶级斗争中去。这既表明了部分学生的思想情绪是在什么背景下被鼓动起来的，预示了在“左”倾错误诱导下，头脑发热的青年学生将进一步被引向错误的道路，也表明了形势与政策教育乃至整个政治理论教育的严重失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