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部长们开了一辈子车的老司机谭寿眼中，“京A”车牌根本没有什么特殊意义。
“挂这个车牌只说明它是公家的车。不管是送文件的，还是接领导的，开这车的也只是司机。”谭寿向时代周报记者坦言，放在2000年以前，“京A”车牌在大街上远不及“京C”车牌风光，因为后者才是改革开放允许有私家车后北京最早放出的牌照，“开‘京C’牌子的人才是事业有成的老板呢！”
然而就是在谭寿看来不足为奇的“京A”车牌，却在北京市公安局原交管局长宋建国及其下属手里变成了交换房子、票子和金条的“招财童子”。
2015年5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下称“北京市交管局”)原局长宋建国涉嫌受贿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下称“北京一中院”)依法开庭审理。公诉机关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2004-2014年4月间，宋建国利用其先后担任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局长、北京市交管局局长的职务便利，为多人在办理“京A”车牌事项上提供帮助，涉嫌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2390余万元。
尽管当日庭审中宋建国及其律师当庭对受贿金额提出异议，法庭未能当场宣判结果，而是宣布择期再审，但这桩由“京A”车牌牵出的巨额受贿案还是引发了外界的诸多遐想。
一张小小的“京A”车牌，究竟有多大诱惑力，蕴藏着多大能量，又暗合着多少利益？
倒在车牌下的交管局长
5月25日上午，北京一中院开庭审理北京市交管局原局长宋建国涉嫌受贿一案。站在被告席上的宋建国身穿白色衬衣、深色夹克，头发已经花白，与案发前相比略显苍老。
公开资料显示，1954年出生的宋建国，1977年12月开始参加公安工作，先后担任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铁匠营派出所民警、丰台分局预审科预审员、蒲黄榆派出所所长、北京市公安局保安服务总公司(下称“北京保安总公司”)总经理、北京市公安局保安管理处处长、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局长等职务，2006年11月调任北京市交管局局长。
2012年12月，宋建国因“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在购车摇号工作中存在徇私舞弊行为”接受纪检部门调查并被免去职务，保留正局级待遇。2014年5月27日，宋建国被北京市纪委“双规”。同年8月26日，北京市检察院对宋建国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
根据公诉机关北检一分院的指控，2004-2014年4月间，宋建国利用其先后担任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局长、北京市交管局局长的职务便利，分别为北京新月联合汽车有限公司 (下称“新月公司”)法定代表人刘长青、北京马桥神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翟玉堂、北京盘古氏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郭文贵等人在办理“京A”机动车号牌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索取、非法收受上述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390余万元。
宋建国认为，自己的犯罪与“乱交朋友”有关。
据宋建国交待，他与翟玉堂的交集始于1997年。彼时，担任北京保安总公司总经理的宋建国，为了公司在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征地建设培训中心一事寻求马驹桥镇一街村党支部书记翟玉堂帮忙。最终，北京保安总公司只花了100余万元就征到了十几亩地，不仅远远低于公司当时的预算，而且还在随后几年的北京土地升值中，为北京市公安系统带来了近2亿元的资产增值。
自此，宋建国交上了翟玉堂这个既讲义气又支持北京公安工作的朋友。以后只要是翟玉堂的事，他都尽其所能帮忙。
2006年底宋建国调任北京市交管局长后，翟玉堂便求宋建国为其办理“京A”车牌，宋二话不说就想办法给翟弄来了。
2010年，翟玉堂执掌的公司被北京市地税局稽查局要求补缴数千万元税款及罚款。宋建国闻讯，主动帮忙找北京市地税局主要负责人进行协调，最终翟的公司只是缓缴罚款。
相关司法文书显示，作为回报，2008-2012年，宋建国以明显低于市场价94万元购买到翟玉堂的公司开发的通州区马驹桥镇潼关三区房屋两套，送给其情妇。此外，翟玉堂还主动将价值人民币486.408万元的马驹桥潼关二区商铺两套送给了宋建国。
宋建国与新月公司的刘长青、刘长江兄弟认识也是源于公事。2003年，刘家兄弟为北京丰台保安分公司赞助了一台办公联系车，时任北京保安总公司总经理的宋建国被下属安排陪刘氏兄弟进餐答谢。
宋建国当上北京市交管局局长后，刘家兄弟因新月公司每年都要为全国“两会”提供保障服务，需要“京A”特殊号牌而求助宋建国，后者全给办了。在审批车牌的过程中，有些是宋建国直接签字处理，有些则是宋建国交代秘书王飞找交管局相关人员办理。此外，刘长青兄弟还托请宋建国帮助自己旗下的新月驾校恢复营业。
相关司法文书亦显示，从2007-2012年，宋建国先后涉嫌索取、收受刘长青、刘长江给予的人民币180万元，金条1800克，折合人民币共计228.78万元。
庭审中，宋建国对于检方诉其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辩称指控中有合计1530万元的事实不属于受贿性质，而是介绍刘长青兄弟、翟玉堂等人购买字画时的中介费。
“京A”的魔力
“京A”车牌到底有多大诱惑力，以至于翟玉堂、刘长青兄弟等人要不惜施以巨额好处费向宋建国换取？为部长们开了一辈子车的司机谭寿与徐建对此表示无法理解。
据谭寿与徐建两位老司机介绍，现在的车牌制式，是自1994年7月开始在全国范围使用的“92”式车牌，车牌号的第一个字符是汉字，代表该车户口所在地的简称；第二个是英文字母，代表该车所在地的地市一级代码。
按公安部相关文件的统一布署，北京市于1994年8月1日启用、换发“92”式车牌和行驶证，并对北京市车辆注册登记发牌代号给了A、B、C三个字母，按顺序对61万辆(其中包括30万辆小型汽车)机动车进行了核发。
虽然“京A”是北京最早开始发放的车牌号段，但是在谭寿与徐建眼中却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挂(“京A”)这个车牌的，代表它是公家的车，不是送文件的就是接领导的。”谭寿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搁在2000年以前，京A车牌走在大街上远不及“京C”车牌风光，因为后者才是改革开放允许有私家车后北京最早放出的牌照，“那时候出门一看开着‘京A’车的，在人眼里就是司机没人理你，开‘京C’牌子的人才是事业有成的老板呢！”
“说起来，也就是‘京A8’这牌子还有点说头，它源于上世纪90年代任职的一位高层官员的选择。这位官员选用了一辆全进口的、排量为2.8T的奥迪A8L为非公务座驾，并且选了此前甚少被用到的、以‘京A8’开头的车牌。也就是从那时起，‘京A8’打头的车牌才被北京市交管部门预留作为中央机关公务车备用号段。”老司机徐建补充道，而这也是“京A8”打头的车牌为何一度能在车牌交易市场上被叫出20万-30万元高价的原因。
在谭寿和徐建两位老师傅看来，“京A”车牌近年来之所以被热炒，缘于在部分人中流行的权力崇拜热。
“但我们部长所用的车并不是那个(“京A”)号段，因为各部长及正副国级领导人的车牌都是相对固定的，早已经过中办等有关部门备案，犯不着又重新换一个车牌号。”谭寿和徐建两位老司机不约而同地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一张铁皮的利益之旅
尽管在见惯了世面的谭寿、徐建等部长司机眼中，“京A”车牌并无特殊之处，但在宋建国及其部分下属那里，这张小小的牌照却成了利益寻租的工具，宋氏一干人等亦利用车牌审批形成了一个“腐败圈子”。
相关司法材料显示，宋建国帮人办理“京A”车牌，有些是由其本人亲自签字批条交由下面去办理，有些则是他交给秘书王飞找到下属相关人员代办的。这也为王飞等人提供了参与非法倒卖车牌的机会。
同时为王飞等人倒卖“京A”车牌提供“便利”的，还有北京市交管局内部制定的一些车牌获取方面的漏洞。
按照北京市交管局车管所2011年修订却未获批准的内部参照文件《关于启用报废机动车号牌号码审批程序管理规定》(下称“《规定》”)的第二条，“党政机关、国家部委以及其他单位或个人因工作需要办理审批号牌的，须遵守本规定”，但该规定中却未对“因工作需要”的具体内容作出解释。
只有一份保管在北京市交管局车管所内部的《说明》，称《规定》中提到“工作需要”本意是为了严格“京A”号牌的审批发放范围。但因《规定》没有得到批准，因此在执行中只能作为一个参考条件。
在5月25日宋建国案的庭审中，2002-2011年任北京市交管局车管所所长的李长征证实，北京市交管局内部有一个规定，局长可以审批“京A8”车牌，副局长可以审批“京A”车牌，车管所长可以审批“京A”带一个字母的号牌。
按照前述《规定》，北京市交管局领导审批的车牌一般是通过局办公室秘书科传真给车管所值班室，由专人联系车主确认车辆信息，并通知相关部门办理。因此，作为北京市交管局办公室秘书科科长兼局长秘书的王飞，在此方面就有了广阔的操作空间。
经北京一中院审理查明，2010-2012年，王飞通过帮助他人办理14幅“京A”车牌，直接获利209万元。司法材料显示，王飞经手的“京A”车牌交易，是通过中间人白晓东、陈牧、余峰和小宋完成的。
据白晓东供述，他是在1994年当出租车司机时，因开违章罚款与当时还是普通交警的王飞认识并成为朋友的。后来，王飞被调入北京市交管局担任局长宋建国的秘书。2011年，白晓东通过4S店员工认识的王某买了辆奥迪A8轿车后想办理“京A”车牌，白晓东便求王飞帮忙。
一个月后，王飞给了白晓东3个“京A”车牌备选号，几天后，被王某选中的车牌号便通过王飞办下来了。事成之后，王某一次性交给白晓东10多万元作为酬谢，白晓东自己扣除2万元左右后，将剩下的钱都交给了王飞。
对于熟人，王飞每办理一副“京A”牌照的价格在10万-12万元，不熟的则价钱翻倍。白晓东其后通过王飞为人办理每副“京A”车牌的标价为10万-15万元。
据白晓东供述，2011-2012年间，他通过王飞共办理了4副车牌，先后四次给予王飞人民币共计42万元。
2010-2012年间，从事拆迁行业的陈牧通过王飞违规办理“京A”车牌4副，先后4次给予王飞人民币共计85万元。2010年7-8月间，陈牧和余峰两人通过王飞违规办理“京A”车牌1副，给予王飞人民币35万元。
2009-2012年，王飞的中专同学、北京市交管局同事小宋，先后介绍别人通过王飞办理了5副“京A”车牌，使王飞获利人民币45万元。值得一提的是，在上述违规办理车牌过程中，小宋分文未取，但仍被以“介绍贿赂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
在白晓东、陈牧等人参与编织的“京A”车牌利益链条中，相关人员均有购车指标，或者用原有的车牌置换得到“京A”号段车牌。白晓东的“顾客”的证言很简单：买了一辆豪车，就想“办个好点的车牌”。而陈牧代办的“京A”车牌，则是对其生意伙伴的“回馈”。
除了白晓东、陈牧等人，宋建国之子也被指通过王飞参与倒卖“京A”车牌而被查。不过此事目前尚在调查当中。
目前，王飞已因受贿罪获刑14年，并被没收个人财产500万元。他的“京A”车牌朋友圈中，白晓东因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陈牧和余峰均因行贿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零6个月和3年零6个月。同时，因帮助王飞窝藏、转移赃物的违法行为，白晓东和陈牧还分别被北京市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裁定劳动教养1年。
另经检察机关查明，宋建国的司机杨常明于2009年8月-2012年8月间，分别为多人办理“京A”车牌提供帮助，收受人民币共计43.8万元。而在杨常明之前，宋建国的另一位替班司机管某，也因替别人办理了一副“京A”车牌获利5万元，而被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
不仅是宋建国身边的秘书、司机，宋建国的下属、北京市交管局车管所原副所长宋海燕，也因为他人办理“京A”车牌提供便利，收受钱款13万元、购物卡40张(面额20万元)以及报销个人费用2.4万元，而被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
至此，包括宋建国在内，北京交管系统已有5人因参与“京A”车牌非法交易而被拿下。
“最大的祸根就是汽车牌照上出现的问题，以牌照换利益。我刚到任时就意识到牌照敏感，社会关注，不加强管理迟早会出事。”5月25日的庭审中，宋建国如是说。事实上，宋建国甫一接手北京市交管局，就看到了“京A”车牌暗藏的风险，却没想到自己最终还是掉入了车牌利益漩涡中。
车牌祛魅之道
如何切断“京A”车牌的利益输送通道？谭寿和徐建两位老司机认为，首先应该改变官本位特权思想的存在，“取消北京交管局的特权审批，对于交通中的一切违法行为，以同样的态度秉公执法，不给"京A"车牌预留搞特殊的空间，才是切断"京A"车牌利益链的最佳方法”。
而据北京市交管局内部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宋建国落马以后，北京市交管局开展了清理“特权”证照工作，清理停用了多种具有特殊通行权的车证。不少使用人购买新车后，主动放弃“京A”车牌，改为普通车牌。
另一位接近政府部门的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一个新的公务用车号段已代替“京A”，目前该号段严格控制发放数量，审批异常严格。
5月29日，北京市副市长张延昆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上表示，北京拟在2016年力争出台《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并按照“有位购车、停车入位、停车付费、违停受罚”的思路制定。
此言一出，立即遭到网友的质疑：“有车位才能购车”一出，车位会否成为继“京A”车牌后第二个权钱交易的落点？
北京市民彭先生则向时代周报记者提出了自己的担忧：且不说新小区的停车场，老旧小区根本就没有停车位，加上全市的停车系统现在都未实现电子化，届时，如何证明车位是车主自己的呢？
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其实早在1998-2004年间，北京就曾试图实施凭停车证购车的政策，但并未成功。北京市交委负责人当时曾对媒体表示，治理乱停车的问题取得一定效果，但随着汽车数量不断增加，停车位不能满足需求，市场上出现开具假泊车证明的情况，随后该政策便不再执行。
北京市多位人大代表向北京市政府谏言：购车摇号和“有位购车”都是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对市场的干预措施，但如果没有公开透明的机制和约束监督，很可能会成为“京A”车牌之后，让有关人员找到权力寻租和腐败的新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