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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朝阳:我们的孩子在吃错药

核心提示: 文,人类教育的基础学科,也是人类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语,指语言和说话;文,指文采和风华。古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语文教育“

文,人类教育的基础学科,也是人类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语,指语言和说话;文,指文采和风华。古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语文教育“兼有工具性、人文性和审美性”,最终目的则在于培养人的情操、塑造人的品格。“才如江海文始壮,腹有诗书气自华!”

小学生的思维发展,正从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要形式,逐步过渡到以抽象逻辑思维为主。这个过程中,语文教材担负了巨大的责任。

除此之外,美育应渗透于语文教学的始终。而有教育家指出: “百年现代中国语文教育中,最最缺乏的就是人真实、自由的精神!”

课本中的母亲、母爱之于孩子,其意义自不待言。小学语文课本中的母亲形象不外两张脸孔:要么苦大仇深,要么道德完美如同圣女。很少见到有血有肉的真实的生活中的母亲。比如苏教版中的《水》、《花瓣飘香》、《沉香救母》等文章,人教版的《玩具柜台前的孩子》、北师大版《母亲的纯净水》等,其中的母亲形象多是身体不健康的,这些家庭中一直若有若无地弥漫着一种压抑的气氛。而人教版《日记两则》和《看电视》、北师大版《流动的画》和《妈妈的爱》等,里面的母亲又道德完美到不近情理毫无逻辑。

但不论苦大仇深还是道德完美,有一点是共同的,她们多数无视孩子的主体地位,常以成年人的意志去粗暴干涉孩童的世界。更甚的是以爱的名义,行摧残之实。

还有一个问题,非常有趣,如果说这些教材中有更具人情味的母亲,多是外国母亲.这真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比如人教版中节选了《爱的教育》中的一段,命名为《卡罗纳》,那才是一个值得我们尊敬的母亲。还有一篇托尔斯泰的《穷人》,人教版和北师大版都选了,表达了那种基于基本人性的饱满的爱,读来叫人有一种深切的感动。

总的来说,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孩子形象基本上都是不快乐的孩子,要么就是成人化的孩子,总之是非常态的孩子。这些孩子要么在恐惧中成长,比如北师大版中的《花脸》一文;要么被工具化般的蓄养,只有回报父母才是好孩子的唯一标尺,如北师大版中的《三个儿子》。他们被教育要“吃苦”,不断“吃苦”,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吃苦”,如人教版和北师大版都有的《小狮子》。他们受到冤屈,无处申辩,母亲总是用似是而非的理由搪塞,比如苏教版的《蘑菇该奖给谁》。

还有两个更严重的问题。一是教材中儿童视角的缺失。周作人说:“儿童应该读文学的作品,不可单读那些商人杜撰的读本,读了读本,虽然说是识字了,却不能读书,因为没有读书的趣味。”仅就这3套教材的课文来看,有赞美母亲的,有提倡发明的,有呼吁保护环境的,有歌颂伟人的……但大部分都重在说教,极少有真正符合童心、富有童趣的。

如苏教版一年级上册里的《汉语拼音儿歌》,都处处是教育与禁止:“大喇叭里正广播,爱护大佛不要摸”,“弟弟河边捉蝌蚪,哥哥走来劝阻他。”如北师大版《流动的画》:“哦,妈妈,我知道啦!窗外是祖国的画,千万不能弄脏它!”枯燥的说教,如何能让孩子明白,“爱”是个什么东西,“祖国”又究竟是个什么概念呢?

林达写到美国的公民读本,第一课是“你”,爱国,从个体开始,推己及人,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爱吾爱以及人之爱,也许才能给孩子以切身感受。缺乏儿童灵性的奇思妙想,勉强编出来的拟人童话,既非童谣,也非诗歌的打油之作,成人读来都觉得干瘪乏味,岂能奢望孩子们喜欢?

二是事实的缺失。可以说不好故事,也可以不那么开心,但不能捏造事实。北师大版和苏教版都有爱迪生用智慧救母亲的故事,就是一个谎言。还有一类,我不敢确定其描述的是否事实,但因为文学描写的拙劣,从而使得故事破绽百出,难以置信。如人教版《日记两则》和《玩具柜台前的孩子》。

小学教材中应塑造的母亲形象,可以看出人们对一个母亲的期待。比如荐《窗边的小豆豆》,因为小豆豆受了正男无理的辱骂,她的妈妈仍是和蔼地告诫她:“绝对不可以区分说‘那个人是日本人’或者‘那个人是朝鲜人’。”所谓人性,就体现在妈妈朴实的话中:“大家一样都是小孩子。”

又如推荐龙应台的《孩子你慢慢来》,在龙应台笔下“安安”的天真之所以打动人,正是因为龙应台将自己放在了孩子的地位,她能发现并尊重孩子的天才。龙应台这本书应是所有父母的教科书。我们还选了金子美玲、还有琦君……

其实都不用多说了,阅读是最好的老师。但愿能读到更多更好的作品,让孩子们有一个更快乐更自由的童年。就像顾城诗歌说的:

让天空永远蓝瓦瓦,

让太阳永远笑哈哈,

让世界上永远有我,

让世界上永远有妈妈。

当前我国的孩子教育存在整个儿的问题。教育部门、教育专家,包括教材编者,不会看不到教育的问题。如今走到了“课程改革”阶段,诸如“素质教育”、“人文素养”之类的词语,在课程标准和教育部门的文案中高频度出现,看起来很美,很接轨。但中小学教育的基本实质有没有大的变化呢?看变化比较大的只是教材。所谓“教育改革”,无非是增加了这样那样的一摞摞新名词,也许理解为教材改革更加准确些吧。变化之快有时连教育主管部门审定的“教辅材料”也跟不上。

(近日与邻校一同仁聊天时,他问我教材与教辅材料不一致怎么办?我也正为此事一脑门官司——教材改动了,教辅资料、材料还是老面孔。比如《品德》教科书是“新”内容,而其《基础训练》是“老”内容;《科学》教科书是“新”内容,而其《实践材料》又是“老”内容;《音乐》教科书是“新”内容,而刚刚订购的《教师用书》与教学磁带又是不配套的版本:教科书是湘版的,《教师用书》与教学磁带却是人教版的——湖南果然是文化“强”省,安徽不愧为文化“大省”!

学校和教师夹在其中好不为难:教材和教辅材料是学校出预定数,县教育局教管科按有关规定划齐划足品种和数量,县新华书店采购发售的。换无可换,用又没法用,但也不得不用:开学时轰轰烈烈号召学生家长购买的教辅材料,不用实在说不过去。所以只好装模作样地“使用”一番。

你说不“用”怎么办?——凉拌?)

就教材看,公平地说,是进步了。比如,3套小学语文教材(人教版、苏教版、北师大版)中,出现了一些优秀文本——尽管太少;而领袖崇拜、英雄主义情结以及意识形态灌输的篇目明显减少——是减少,不是没有。

问题是教材背后的思维意识,以现代文明的尺度来衡量,仍然滞后。道德说教的文本,因为面目生硬,基本被弃用,但正如人们看到的,落后的道德观念在教材中仍有一定市场,比如“孝”,比如“报”,比如“听话”、“服从”。只是硬度减弱,刚性的道德砝码变成了软性的道德诱饵,愿者上钩。这种道德陷阱,在面对尚未完全形成独立判断能力的小学生时,杀伤力可想而知。

细读3套小学语文教材的“母亲”文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脉络:以“母亲”为载体,以“母爱”为饵料,以读者文摘体的、心灵鸡汤式的语言为介质,达到规训的目的。

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讲到,“塔科夫斯基在小时候,他母亲就给他读《战争与和平》,从此以后,塔科夫斯基‘再也无法阅读垃圾’。”我们的编者能不能让我们的孩子在读过他们编的课文后,从此弃绝垃圾阅读呢?

如果今天社会对教育能够做到零介入,也许才是好事。可惜学校不是空中花园,超负荷的社会压力,功利性的社会期待,以及过多的体制化功能,是对教育最大的伤害。教育的社会功能被压缩为“人材培养”,而非“人的教育”,助长的是鼓励应试、追逐学历的社会风气。而培养“接班人”的政治目标,则使孩子早早地被体制化。

语文教育专家,每每强调“文道并重”,要在语文教学中融入德育目标。这个道是什么道,德育又是什么样的德育呢?想想看,“后宰门”孩子一声“连爷爷,您回来啦”,在台湾被制成手机铃声,是不是有点像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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